大中九年（855年）三月贝盈网，大唐科举考试在长安拉开帷幕，所有人都精神紧绷，包括礼部侍郎沈询。
他是此次科考的主考官。他神情紧张，是害怕一个人的出现。
果不其然，开考前夕，沈询见到了他的“老熟人”——著名诗人、科考“钉子户”温庭筠。
江湖盛传，温庭筠才思敏捷，只要他叉八次手，便能写出一篇传世佳作。
这已经不知道是温庭筠第几次应考了。他来考场，只有一个目的，给考生当“枪手”。这便是沈询瑟瑟发抖的原因了。
为防止温庭筠又做出惊世骇俗的事，沈询特地给他安排了VIP专座，并交代监考，务必要死盯着他直到考试结束。
没想到，第二天，一则可怕的消息还是传遍了长安城。考完试的温庭筠，在与朋友饮宴期间，自曝被考官盯得很紧，只够时间替八位考生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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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作弊这件事，自古有之。科举制是中国存在时间最久的人才选拔制度，时刻面临舞弊的挑战，也就不足为奇了。
相较于温庭筠的操作，他的好兄弟李商隐则认为，“科举移民”风险更低。
史载，李商隐本为怀州河内人士，在开考前以精通文赋得到天平节度使令狐楚的赏识。在令狐楚的安排下，李商隐不仅进入了令狐家的交际圈，还当上了他的秘书，跟随对方自河南进入长安，并以长安人士的身份， 参加科举，一举中第。
按照当时的规定，李商隐明显属于“冒籍”行为，也就是通过更换籍贯，到科举竞争相对较弱的地方去应试，以增加自己的胜算。可是，碍于令狐楚的面子，朝中竟无人敢举报李商隐。
当然，李商隐的做法，还得基于他真的有才。若是换做不学无术的富家子弟，恐怕考前“重金请托”，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天宝二年（743年），“官二代”张奭开启了疯狂操作。
按照惯例，这科考试会被分为甲、乙、丙、丁四科。唯有列入甲科者，才有资格进入朝廷为官。张奭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可人家有个好爹——其父是朝廷的御史中丞，专司纠弹百官。以此为契机，张奭花重金请来了负责此次科考的吏部侍郎苗晋卿和宋瑶，希望二人让他得个好名次。
苗晋卿和宋瑶在朝廷负责诠选官员的工作，已有数年，向来政策宽松，允许手下收受贿赂。对于张公子的请求，二人不敢得罪，遂默认了他免试入仕的资格，将张奭的排名列为甲科第一名，也就是所谓的状元。
然而，张奭不学无术的名声实在太响。皇榜还没揭晓，蓟县前县令苏孝韫就知道了这件事。他曾在安禄山手下任过事，深得对方赏识，故猛料一出，他就跑到安禄山面前，告了张公子一状。
当时，安禄山恰好以平卢节度使的身份入朝听封。唐王朝向来对边将不甚信任，安禄山的出现，唐玄宗初时并未正眼瞧过他。苏孝韫的“友情提醒”，无疑给了安禄山一次表忠心的机会。
趁着给唐玄宗奏事的机会，他把苏孝韫的意见连同自己的怀疑，全部告知了唐玄宗。
新科状元作弊这事儿，唐玄宗起初是不信的。毕竟，那时的科举“登第者十无一二”。可耐不住安禄山的再三恳请，他还是将张奭等甲科举子通通召入宫，进行面试。
没想到，奇葩的事情出现了。整整过去一天，张奭拿着笔，愣是没能在考卷上留下一个大字。
唐玄宗大怒，将该科所有考官全部重罚，并褫夺张奭的状元头衔。因为这件事，张奭后来被称为史上第一个“交白卷”的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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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张奭最后状元梦碎，但无论是温庭筠的替考，还是李商隐的冒籍，都充分说明了一点——没有资源，没有人脉，穷人作弊无从谈起。
那有没有什么适合普罗大众的高性价比路线？
有，都说“求人不如求己”，在漫长的科举舞弊史上，最常见的作弊手段当属夹带。
与前面的作弊手段相比，夹带的成本较低，且不用牵涉太多社会关系，至少在作弊失败被抓包时，不会拔出萝卜带出泥。
古代科举考试持续时间较长，因此在开考前，考官总会让考生在带足文房四宝的同时，准备好一日三餐，防止半路饿晕在考场。于是，有的考生就耍起了小聪明，他们事先将复习资料做成馅料塞入馒头，伪装成食物。古代又没有扫描仪，单凭考官的双眼自然难以分辨。
而有的考生则喜欢玩变装，将自己的衣服改个款式，把复习资料连同答案全部缝在内衬，外可作衣，内可作答。
不过，这些都是夹带的低级玩法。
在众多科举作弊的考生中，有不少是生错了时代的“生化人才”。
他们会事先将复习资料或答案用盐水书写在随身衣物上，等混进考场后，再把衣服脱下放蜡烛上烘干。如此一来，通过化学反应生成的“银盐变黑显影术”就诞生了。
和银盐显影相类似的，还有墨鱼汁誊抄。考试前，作弊者只需用墨鱼汁将夹带的内容书写在衣服上，并涂上泥巴，外表根本看不出有任何猫腻。等到正式开考后，考生仅需把身上的泥全部去掉，遮盖的答案便能全部显现出来。
据说，墨鱼汁还有个特点，就是经过一段时间风干后，无需清洗，字迹自然消失。若不被监考人员在考试过程中发现，即便事后有人举报，也会苦于毫无证据而作罢。
此外贝盈网，一些考试漏洞也会被考生利用。
据记载，唐朝的科举氛围相对宽松。如果应试之人白天没能答完考卷，夜里还可以继续作答。官方会根据考生的需求，发放蜡烛三根供照明，称之为“继烛”。
考官的出发点是好的，可实际上，“继烛”延迟的时间，恰恰够那些有需求的考生偷梁换柱。
我们都知道，蜡烛内部除了一条引线之外，别无他物。但“聪明”的考生会事先将场外带进来的蜡烛掏空，塞入小抄，再以蜡泥封底，做好记号。等领到考官发的蜡烛后，迅速将空的蜡烛替换成有答案的蜡烛，再点燃一根普通蜡烛，就可以借助夜色和烛光的掩护，安心抄答案了。
然而，由于考场没有放大镜，考生即便提前预备“蝇书”，很多时候也会因字体太小而被迫放弃舞弊行为。
于是，有人发明了飞鸽传卷服务。考生们只需在开考后，将当科试卷绑在鸽子身上，从考场内传出，外面自有高人替诸位士子作答。待鸽子再次飞回考场后，作弊之人只需将试卷的答案重新誊抄一遍即可。
但这些依旧不是作弊的终极秘笈——要是把考官也拉下水，作弊就易如反掌了。
考官作弊的典型，当推北宋西昆诗派的代表杨亿，他在宋太宗年间曾主持过一次科举考试。
杨亿早年是“神童”，史载其“数岁不能言”，却突然背出杜甫的《登楼》诗，被乡里乡亲推举到州学里参加童子科，获赐官身。杨亿老家福建的举子们，得知老乡当了考官，遂上门求其不吝赐教。
面对这群突如其来的老乡，杨亿故作生气地骂出了三个字“丕休哉”，随即将他们打发出门。
“丕休哉”在宋朝就是句骂人的话，意思大抵跟今天的“呸”差不多。
杨亿的话，表面上是对作弊做到了“零容忍”，可事后证明，那些考试时偷偷摸摸在词赋语句中留下“丕休哉”三个字的考生，都过了关。如此“对暗号”，真是令人防不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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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科举作弊种类繁多，层出不穷，官方反作弊手段自然也是推陈出新。
为防止考官在试卷上看到相熟考生的信息，从武则天时代开始就发明了“弥封制”，明确要求所有考生在开考前，必须将自己的身份信息先用盖纸糊住，方能往下作答。宋朝沿用此法，称为“糊名制”，考生不仅要把身份信息糊住。在考试结束后，官方更会安排专人重新将考生的答卷重新誊录一份，递交主审，防止考官们通过考生的笔迹信息找到对应的“帮扶”对象。
而像张奭这种考前公然“重金请托”的现象，那些致力于反作弊的官员也没闲着。其中，堪称唐朝反作弊先驱的，当属唐文宗时代的宰相李德裕。
此人向来苦心攻读各类经史，唯独不喜参加科举考试。由于他的父亲是曾缔造“元和中兴”的宰相李吉甫，所以，李德裕后来得以靠门荫为官。
那个时代，唐朝科试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科举考试结束后，负责本次科试的考官需将试卷连同被录取人员名单全部呈交当朝宰相审阅，称之为“审榜”。在这期间，宰相可以对此次科试结果提出自己的见解，包括且不限于趁机替换名次，抽调人员。
李德裕认为，唐朝之所以藩镇、党争不断，问题的根由就在这里。宰相可利用职权，从中培植嫡系，排除异党。于是，以宰相之尊，李德裕推行了废止宰相审榜特权，为当时的上层统治者做了一个良好的表率。
李德裕的仕途走得并不顺畅。尽管他对朝廷党争深恶痛绝，但值得一提的是，他本人正是唐朝中晚期“牛李党争”的领袖人物。在朝廷的派系斗争中，他曾多次被外放任官，直到唐武宗登基后，才再次被召入朝为相。
二次回归的李德裕，依旧对科举“苦大仇深”。
针对当时如李商隐般的“冒籍”行为，李德裕建议唐武宗推出新的考试“保结”制度。
所谓“保结”，根据明代《八闽学政》的记载，即所有参加科举的考生，须先由本地里长开具童生名单，然后逐级上报，最后由县里出具一份切结书，还得找上考生的亲戚邻里作见证。一旦日后这些考生借故实施“冒籍”考试，从前做过担保的人全都得连坐挨罚。
然而，李德裕这项具有进步意义的科举改革制度，并没有在唐朝有力地推行下去。
因为，不久后，他又被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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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对于科举作弊这件事，历代朝廷均予以强烈抵制。
从宋仁宗时代开始，誊录制又被加入到防止科举舞弊的管理办法中。从此，所有举子作答的原卷被称作“真卷”。官方安排其他人誊录一份后，将“真卷”送入库中存档，而誊录所产生的的“草卷”，则成为考官评选名次的依据。
针对唐朝科考地点不一的情况，宋朝也作出了调整。此后，无论考哪科，只要涉及科举，考试地点有且仅有贡院。
从宋朝的贡院考场开始，日后应试的科举考生座位均为单人单间，谓之号舍。只要考生进入考场后，就严禁喧哗离场，更不许搭话、传卷。
为防止考生或考官与外界串通，宋初宰相苏易简发明了一种新的管理制度——锁院制。根据他的设计，每场考试的考官分正、副多人，全部都是临时委派，以便互相监察。参加科试的考官、医官及后勤保障人员在接到任命之后，需立即前往贡院或其他考试场所。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按照各自的岗位职责开展工作。待到放榜后，他们才能有序解禁出院，从而杜绝请托之弊。
不过，这项制度发展到后期，也曾出现过锁院不及时的问题。虽未造成重大考试事故，但宋朝官员多了一番警觉。
与锁院制配套的，宋朝还专门为考官的子弟、亲戚、门客等关联人员准备了“别头试大礼包”。也就是说，参加考试的考生一旦与考官存在密切关系，则必须回避，另设场屋别派试官以试之，以保障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宋朝“别头试”的考官通常都不是一般人，以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为例，考试知举官亲戚举人的，正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
然而，与这些比起来，杜绝作弊最直接有效的一招，还得是搜检。
为彻底杜绝考生在考场上的各式作弊行为，官府的搜身举措随着时间的变化，愈发严苛。史料记载，从宋代开始，所有应试考生需“解衣露立”，赤条条地等待两名搜检军在自己身上来回检索与考试违禁的相关物品。待搜检军确认无误后，考生方可进场。
尽管辽、金、元时代的科举乏善可陈，但金人的搜身环节却远比文绉绉的宋人简单直接。
《金史》记载，金朝大臣认为宋人的搜检虽十分严苛，但有辱斯文，所以他们主张邀请所有应试考生到官方澡堂子沐浴，待清除污秽后，再穿上朝廷私人订制的“号服”进入考场，一应考试用具，全由官方提供。
作为科举制度的“后继者”，清朝则在经历多次弊案洗礼后，推出了史上最强的科考禁律。
乾隆皇帝特地下旨交代：“士子服式，帽用单层毡，大小衫袍褂，俱用单层。皮衣去面，毡衣去里，裈裤绸布皮毡听用，止许单层。袜用单毡，鞋用薄底，坐具用毡片，其马褥厚褥，概不许带入。至士子考具，卷袋不许装里，砚台不许过厚，笔管镂空，水注用磁，木炭止许长二寸，蜡台用锡，止许单盘，柱必空心通底，糕饼饽饽各要切开……至裈裤既用单层，务令各士子开襟解袜，以杜亵衣怀挟之弊。”
看看，杜绝措施如此变态，还有谁敢作弊？
您还别说，只要不往死里罚，为了利益，还真有敢豁出去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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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悲剧发生在清朝咸丰八年（1858年）的顺天府乡试中。作为天子脚下的乡试场次，此次考试，备受各方关注。就连乡试的考官，也是皇帝钦点的文渊阁大学士柏葰。
《清史稿》言，柏葰“素持正”，“勤慎无咎”。总而言之，人们对他的印象就是持正守身，清廉有加。既然如此，让他做顺天乡试主考，不出意外，基本又能圆满完成任务了。
可所有人都失算了。乡试一结束，御史孟传金就向咸丰帝弹劾中式举人平龄“素娴曲调，曾在戏院登台演戏”。
平龄是满人。按照清廷对八旗子弟的禁令，无论平龄是否应试，他都不许演唱戏文。而平龄作为满洲解元，不仅平日在戏院公开露面，孟传金收集到的证据更直指他考试当天仍沉迷戏曲。
事关重大，咸丰帝也不敢怠慢，遂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肃顺等筹建高级别临时专案组，专责处理顺天乡试科考舞弊。
经诸王对平龄突击会审，发现该解元公应试的卷子“草稿不全”，默写的诗句中，居然有七个错别字，而平龄对此竟浑然不知。
对此，咸丰帝勃然大怒，将主考柏葰夺职，副主考朱凤标、程庭桂等暂行解任，交由载垣、端华等逮捕下狱。
不料，副主考们下狱后，很快又牵扯出更大的“瓜”。
原来，在这起扑朔迷离的舞弊案中，还潜藏着一个“案中案”。
就在开考前夕，广东士子罗鸿绎找到了同乡、时任兵部主事的李鹤龄求关照，也就是所谓的“请托”。李鹤龄由于不是科举官员，遂又辗转几番找到了同乡、考官浦安，求其看在同乡的情谊上，能帮就帮。
参照当年杨亿的“丕休哉”，浦安提前告知罗鸿绎要在试卷上做好相应的记号，方便日后打分时辨认。哪料他们二人的小秘密，在批改试卷环节被主考柏葰识破，偷偷撤下。
但浦安与柏葰的亲戚靳祥交情颇深，靳祥专门找到柏葰，给他送了十六两银子。随后，罗鸿绎又亲自上门拜见他，并再度附送了薄银十二两，求其通融。
多番周旋下来，柏葰终于松口答应。
可柏葰没想到，他手下的副主考程庭桂还涉及一桩科举舞弊。为了多赚外快，程庭桂默许其子替其收受各路士子的关节条子。在父子二人的通力合作下，京中的高门富户，如兵部尚书陈孚恩之子陈景彦、工部郎中李旦华、工部候补郎中谢森墀等，均来求程氏“开后门”。如此，有清以来最大的科场舞弊案尘埃落定。
咸丰九年（1859年），顺天乡试科举案的最终判决结果出炉了。
除平龄因故于狱中身亡外，包括浦安、罗鸿绎、李鹤龄在内，本次科场案共斩决5人，另有86人受到遣戍、革职、降级、罚俸等处分，堪称清代最严厉的科场舞弊处罚。
起初，咸丰帝并不想对柏葰动手。毕竟人家身陷囹圄时，还身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职务，且在本次科考中，顶多算是渎职，罪不至死。可负责办理此案的端华、肃顺等人却认为“取士大典，关系至重”，柏葰虽无大过，却也难辞其咎，建议咸丰帝杀鸡儆猴，以儆效尤。
最终，柏葰人头落地，成了清朝唯一一位死于科举舞弊案的大学士。
柏葰的死，的确给当时腐败的科举考场敲响了警钟。后世在总结咸丰皇帝整肃科场风气时也曾盛赞：“自此，司文衡者懔懔畏法，科场清肃，历三十年。”
然而，这终究不过是垂死的科举制度，在寿终正寝前来了一次“回光返照”。
柏葰被处死45年后，1905年，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走入了历史。而作弊，依旧存在，只要有人，有欲望，有利益纠葛，考场舞弊与考试公平之间的较量，就永不停歇。
参考文献：
李世愉、胡平：《中国科举制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李兵：《科举：不只是考试》，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
梁庚尧：《宋代科举社会》，东方出版中心，2017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金滢坤：《论中晚唐进士朋甲与官僚朋党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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